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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书摘 《跨文化能力研究》(导论 上)

时间:2019-08-05 22:11:15   点击数:132   来源:本站

  《跨文化能力研究》为“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跨文化研究核心话题丛书”的第一部,丛书总主编为孙有中教授。本书围绕跨文化能力概念界定、理论视角建构及评估方法三个基本问题,梳理与评析国内外研究成果,探索未来的研究方向。

  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对跨文化能力三个基本问题作简要阐述。第二章回顾20世纪60年代以来跨文化能力研究的历程,昭示其发展脉络。第三至五章综述、归纳与评介32个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能力理论和模型,不仅包括西方视角,而且涵盖亚非与中东文化的非西方视角。第六、七章探讨如何评估跨文化能力及相应的评估工具。第八章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提出新的研究议题。

  本书兼具学术性、前沿性和引领性,适合跨文化研究领域的硕博研究生、年轻教师和研究者作为研究参考,同时也适合对培养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国际化人才感兴趣的外语教师与研究者参阅。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其显著的特征是文化之间联系的增强、边界的淡化以及相互影响的加深。现代交通与传媒技术打破了地理屏障,把不同的地区、国家与社会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前所未有、广大而宏阔的全球语境。在此语境中,人们与远方的友人通信、出国旅游、海外留学、移居他乡、举行跨国商务谈判、参与国际体育竞赛以及人文艺术交流和学术研讨,展开各种形式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人们参加各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例如,当坦率、直接的美国人遇到爱面子的中国人时,如何避免让对方感到尴尬和不满?注重非语言交流的日本人如何向注重语言交流的英国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认同集体主义的成员如何化解与认同个体主义的成员之间的价值冲突?面对文化差异带来的重重障碍,唯有培养跨文化能力才能驾驭世界的多样性,实现成功的交际。跨文化能力在全球化时代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是当今所有公民都应该具备的能力与素养(Chen 2010a)。

  跨文化能力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领域,至今仍然是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从不同学科及其不同视角分析跨文化能力,取得了丰硕成果,成绩斐然,有必要对此进行系统的整合,以观其全貌、检点其得失。Deardorff(2009)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推出了《跨文化能力手册》(The SAGE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Bennett(2015)编辑了《跨文化能力百科全书》(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国内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尚不多见,相关的研究也比较薄弱。本书将系统地梳理与整合国内外跨文化能力研究的重要成果,阐明当今学术动态,揭示未来发展趋势,以期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跨文化能力研究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例如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建构、能力的教学与培训、交际情景中能力的运用以及它的测量与评估等,不一而足。限于篇幅,本书重点讨论其中三个基本问题:跨文化能力概念的界定、理论视角的建构以及评估方法与工具的发展。

  跨文化能力是跨文化交际学的核心概念之一(Dai & Chen 201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们一直试图全面地界定跨文化能力,准确理解它的内涵。他们各抒己见、见仁见智,提出多种定义,但至今未能达成一致见解,探索与争论仍在继续。

  能力(competence)一词源自法语(competere),本义是“角逐、竞争或争夺”(Bruneau 2002:4)。在英语中,有能力意味着一个人掌握了熟练的技能,表现出色,行为有效,效果良好。交际能力是人与人互动的能力,既涉及自我也涉及他人,在社会交往中起到互通信息、分享情感与知识、举行社交仪式、建立人际关系、控制交际进程以及实现预期目标等功能(Chen 1990)。交际能力分为一般能力与特定能力。一般能力是指应用于各种社会场景的最根本的交际能力(Spitzberg & Cupach 1984)。特定能力是指和特定语境或技能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包含情绪控制、知识习得、身份协商、人际关系管理和冲突调解等方面的能力(Perry & Southwell 2011)。

  跨文化能力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进行互动与对话的能力,涉及多元的文化背景与身份。与之类似或相联系的概念有许多,例如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跨文化语者(intercultural speaker)、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rson)、多元文化人格(multicultural personality)、文化智力(cultural intelligence)、跨文化成熟(intercultural maturity)及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等。有些人认为,跨文化能力属于人际交往能力的类型之一,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差异(Kealey 2015;Spitzberg 2015);有些人认为,两者虽然密切联系但存在重要的差异(Chen & Starosta 1996)。文化背景在人际互动中往往隐而不现,但在跨文化互动中却变得突出起来,能否跨越文化差异造成的种种障碍是衡量交际者是否有能力的关键指标。在此意义上,后一种观点更有说服力,也是大多数学者界定跨文化能力的起点。

  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借鉴人类学、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从各自的角度来界定跨文化能力。例如,Ting-Toomey(1993)提出,跨文化能力是交际者与来自其他文化的成员展开有效的协商,获得满意结果的能力。Chen & Starosta(1996)将跨文化能力理解为交际者在具体的语境中商讨意义、辨析文化身份,有效而得体地交际的能力。Kim(2001a)认为,跨文化能力是交际者进行心理调整,适应新环境的内在的能力。Arasaratnam & Doerfel(2005)提出,跨文化能力是交际双方感知的、达到称心结果的能力。Dai & Chen(2015)把跨文化能力界定为建立跨文化联系,发展和谐互利的关系,一起成长的能力。

  在众多彼此不同、各具特色的跨文化能力定义中,有三个争议引人注目:其一,个人特性与发展过程的争议;其二,内在潜能与外在效果的争议;其三,东西方文化不同侧重点的争议。

  第二个争议也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一些学者认为,跨文化能力是交际的有效性,能力与有效性几乎是等量齐观、可以交替使用的概念(Gudykunst 1998a;Hammer et al. 1978;Ruben 1976)。另一些学者认为,跨文化能力不是外在的交际行为的有效性,而是交际者内在的素养、潜能及人格的力量(Kim 2001a;高一虹 1998;杨建培 2012)。

  第三个争议是当下跨文化能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跨文化能力是交际者掌握文化知识,控制互动过程,实现个人目标的能力;而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方学者认为,跨文化能力是准确、细腻地体会他人情感,克制自我,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人际关系的和谐远比自我目标的实现重要。

  在上述三个争议中,前两个争议反映出学者对跨文化能力的不同理解,后一个争议体现出东西方文化迥异的价值取向。经过多年的学术争鸣,学者们对跨文化能力的认识逐步提高,也取得了一些基本的共识。例如,大部分人赞同跨文化能力既是个人特性,又是行为技能,更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是衡量它的两个关键标准。跨文化能力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基本要素,不仅表现在交际目标的实现上,而且表现在交际方式的恰当与行为的得体上。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者在界定跨文化能力时倾向于回避东方文化推崇的道德修养,也比较轻视情感因素。目前,西方学者的理论主导着跨文化能力研究,我们应该努力摆脱西方的文化偏见,以更开阔的视野理解跨文化能力的内涵。既然来自不同文化的成员之间可以展开跨文化交际,那么跨文化能力理应包括多元的价值取向。

  与交际能力一样,跨文化能力也可以分为一般跨文化能力和特定跨文化能力。一般跨文化能力是指那些应用于所有跨文化情境的基本的交际能力。特定跨文化能力是指在特定语境中的抑或与特定技能相联系的交际能力,例如跨文化交际意愿的培养、焦虑与不确定性的控制、外语学习、跨文化适应、言语通融、身份建构、面子协商以及组织协调和领导管理等方面的能力。我们在界定跨文化能力时应该注意两者之间的差异。本书在关注各种界定跨文化能力的视角之时,努力寻找比较全面、合理的定义,以期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它的意义。

  概念的界定既是理论建构的基础,也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比较而言,后者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理论的引导,理论建构在跨文化能力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自20世纪80年代起,学者们开始探索建构跨文化能力理论的途径,并且在随后的四十多年里创建了许多视角独特、形态各异的理论模型。90年代之前,西方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其后非西方视角逐步兴起,推动了跨文化能力理论的多元化发展。

  理论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假设或命题,是对事物系统理性的解释和一般化的解释(戴晓东 2011;郑全全等 2010)。它帮助研究者把零散杂乱的经验与知识系统地组织起来,使之简约化、条理化。没有理论视角,我们便无法确定跨文化能力研究的方向,无法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检验研究结果,分析它们的得失,也不能对它们进行综合,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启新的研究议程。

  20世纪60年代以来,跨文化交际学者从多种视角建构跨文化能力理论,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它的认识水平。例如,Ruben(1976)从行为主义角度分析跨文化能力,把它看作一系列可辨析的交际技巧,尊重、移情及其对暧昧的包容是其关键的要素。Imahori & Lanigan(1989)从相互关系角度建构跨文化能力模型。他们提出,跨文化能力包括知识、动机和技巧三个方面,其衡量的标准在于交际双方对结果的满意程度以及稳定、良好关系的建立。Byram(1997)从外语教育角度来探究跨文化能力。他认为,一个有能力的跨文化交际者应该具备语言技能和社会文化知识,能够协调不同的文化系统。Ting-Toomey(2005)从身份协商的角度审视跨文化能力。在她看来,一名胜任的跨文化交际者是细心灵活、随机应变、富有创见的人,能够在交际过程中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建构双方希冀的身份。

  国内学者在20世纪90年始从外语学习与教学视角发展跨文化能力理论,也取得了许多进展。例如,林大津(1996)借鉴Chomsky(1965)的语言能力以及Hymes(1972)的交际能力理论分析跨文化能力,指出跨文化能力涵盖表层与深层结构,知识、心理素质和道德修养是其关键的要素。许力生(1997)认为,跨文化能力包括语言、社会语言、语篇、语法和策略能力,其中语法和策略能力更具跨文化性,在交际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高一虹(2002)在批判西方主流观点“认知、情感和行为”跨文化能力三要素的基础上,提出跨越和超越两个阶梯的能力观。跨越阶梯包括文化知识、交际技能和移情能力;超越阶梯包括文化差异意识、灵活性与开放性以及生产性自我认同。钟华、樊葳葳(2013)参考Byram(1997)的模型建构了理论框架,她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涵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能力。其中,交际能力包括语言、社会语言、语篇和策略能力;跨文化能力包括技能、知识、态度和意识四个构成要素。

  在跨文化能力理论研究中,有三个分野值得关注:其一是一般跨文化能力与特定跨文化能力的分野;其二是主位与客位的分野;其三是西方视角与非西方视角的分野。在国内外学者建构的跨文化能力理论中,有些是关于一般跨文化能力的理论,有些则是关于特定跨文化能力的理论。一般跨文化能力的理论针对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普遍的、一般性的问题;特定跨文化能力的理论针对跨文化交际过程的某个侧面或特定的问题。例如,Imahori & Lanigan(1989)、Chen & Starosta(1996)以及Spitzberg(2009)提出的跨文化能力理论就属于一般跨文化能力的理论,Ting-Toomey & Kurogi(1998)的面子行为能力、Kim(2001a)的跨文化适应能力、Nishida(1999)的文化图式理论就属于特定跨文化能力的理论。在国内学者中,高一虹(1998)提出的跨文化能力的“道”与“器”、杨盈、庄恩平(2007)提出的跨文化能力理论可以划归前者,胡庚申(2004)的跨文化语用能力、高永晨(2005)的文化移情能力理论可以划归后者。

  一般跨文化能力理论指导人们观察跨文化能力的全貌,了解其整体运行的机制和发展趋势,适用于广泛的领域。特定跨文化能力理论引导人们审视跨文化能力在某些关键层面或特定情境中的表现,理解其遵循的特定法则和社会规范。两者各有优势,互为补充,一起揭示跨文化能力运作的社会规则与科学原理。

  跨文化能力理论还有主位和客位之分。站在特定的文化立场上解读跨文化能力的理论就是主位理论。站在科学、普遍的立场上研究跨文化能力,尽量避免受到自身文化偏见影响的理论就是客位理论。Ruben(1976)、Chen & Starosta(1996)、Nishida(1999)的跨文化能力理论属于后者,Xiao & Chen(2009)提出的儒家文化视野下的跨文化能力理论、Zaharna(2009)从阿拉伯文化视角以及Yum(2012)从韩国文化视角提出的跨文化能力理论属于前者。

  中国学者在研究初期阶段主要运用客位视角建构理论,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倡导本土视角,发展立足中华文化的主位跨文化能力理论。例如,高一虹(1998)运用中国文化思想推出的“道、器”跨文化能力理论以及张卫东、杨莉(2012)和顾晓乐(2017)从中国外语教育视角建构的跨文化能力模型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互动理论模型。

  主位理论从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视角审视跨文化能力,深入探析它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根基与文化逻辑。客位理论以科学、中立、客观的眼光分析跨文化能力,努力摆脱文化偏见,揭示其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一般原理。主位视角立足本土文化,有其理论根基上的优势,但其明显的缺陷是忽略其他文化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偏好,不能充分解释跨文化互动、协商、沟通与适应的过程。客位理论试图站在科学、中立的立场上解析跨文化能力,建构适用于所有文化的理论。然而,跨文化能力是文化的建构,研究者在发展理论时不可能完全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即使他们努力排除既定的文化立场,以客观的态度进行分析,也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文化取向与偏见。

  由于大多数西方学者采用客位视角发展跨文化能力理论,其理论带有明显的文化偏见。非西方学者开始发展本土视角,或对之补充,或与之抗衡。主位与客位视角之争导致西方理论与非西方理论分野的形成。西方的跨文化能力理论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以理性为准绳,以交际的效用和对过程的控制为目标,轻视情感、道德因素以及交际者的相互关系(Bruneau 2002;Xiao & Chen 200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西方理论,特别是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以人际关系为核心,以情感为纽带,强调道德修养与人格魅力的功效,淡化知识与技能的作用。

  目前,欧美学者创建的理论主导着跨文化能力研究,形成了以实证主义为内核的西方范式。在西方范式主导跨文化能力研究的情况下,本土视角和主位视角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正如Collier(1989)所言,只有建立了有效的适用于特定文化的视角,才能发展普遍适用的跨文化能力理论。本土视角立足特定的文化,更贴近当地的社会现实,不仅能够纠正西方理论的偏见,而且能够消除它的盲点,揭示非西方交际行为的独特之处。

  近年来,由于无力解析一些非西方交际行为,西方理论受到众多质疑和挑战,建构本土理论的呼声逐渐高涨,非西方视角获得长足发展。Asante(1988,1998)率先提出以非洲为中心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其后Miike(2003,2010)提出以亚洲为中心的跨文化交际理论,还有学者提出建构其他形式的非西方理论的构想(Kim 2002)。在非西方视角的跨文化能力理论建构方面,Miyahara(1995)、高一虹(1998)、Xiao & Chen(2009)、高永晨(2014)等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这些理论把非西方文化放在中心位置,从其特定的文化视角解析交际行为,促进了跨文化能力理论的平衡发展。当然,从特定的文化视角来分析跨文化能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仍有必要对不同的文化视角作比较,发现共同之处并加以整合,建立适用面更广的理论,更有效地指导跨文化交际实践及其研究。正是带着这个目的,本书系统地梳理西方与非西方跨文化能力理论,希望在呈现多种视角的同时,促进不同理论的相互比较、批评、借鉴与融合,形成更具普遍性和跨文化解释力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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